刘瑜:沉默不是金,而是社会的悲剧-墙外楼

来源:免费注册即送体验金  作者:开户送彩金可提现  发表时间:2018-06-06 20:04

  此文是刘瑜为译著《房间里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认》(伊维塔·泽鲁巴维尔著,胡缠译)所写的序言。

  很多时候,人会被习惯和情绪所无形控制。沉默久了就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中国社会习惯明哲保身,说多错多,活着就是好事。只要自己和家人没受伤害或大伤害,对很多恶事也是无所谓的。“莫管闲事”就是一个很好的理由。直到有一天,当黑暗延伸到自己,才奋力嘶喊,看到的也许是当日自己的“无所谓”。有一句话说的好:你可以不勇敢,可以不说真话,可以逃避;但是不要阻止那些善良而又有勇气的人们说话,以及为了他人而付出的血汗。当一些人为了这个社会在付出的时候,请不要嘲笑他们的“卑微”和“愚蠢”。

  沉默是金,人们常说。这话还被写成大字,镶在框里,贴在很多墙壁上。人们用它来告诫自己:言多必失,少说多做,祸从口出,实干兴邦空谈误国。总之,能闭嘴的时候就闭嘴。

  但是马丁·路德金说:历史将记取的社会转变的最大悲剧不是坏人的喧嚣,而是好人的沉默。

  历史上无数悲剧源于集体沉默。二战期间,普通德国人大多已经隐隐知道那些被推上火车的犹太人的下场,但是他们对此不闻不问,照常买牛奶面包,上班下班,并对迎面走来的邻居温和地问候“早上好”。文革期间,当学生们用皮带抽打老师、或者造反派暴力批斗“走资派”时,也有很多围观群众感到不忍,但他们只是默默地回过头去。今天的中国,朋友们聚餐,点龙虾鱼翅燕窝,结账的时候在座的人中有公职的那位“要一张发票”,这上万块钱的餐费最后摊到了谁头上,不会有人追问。

  “房间里的大象”,在英文里,意指所有那些触目惊心地存在却被明目张胆地忽略甚至否定的事实或者感受,就是那些“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该知道”的事。“皇帝的新装”是个典型的“房间里的大象”,但“皇帝的新装”只是个隐喻。在一个电视相亲节目中,嘉宾们七嘴八舌地分析某个相亲失败的男人哪句话说错了、哪个表情不当,却绝口不谈他的职业是厨师或者鞋匠的事实,这时候,电视屏幕里站着一只大象。成百上千个人坐在一起煞有介事地开会,但谁都明白这个会只是个橡皮图章而已,在那个会议厅里,同样站着一只大象。

  有些时候,沉默也许是起源于善意和礼貌,比如在临终亲友面前,我们不愿意谈起他们的病情,比如和一个口吃的人聊天,我们假装注意不到他的口吃。但是另一些时候,沉默源于怯懦。人们害怕权力,害怕高压,害怕失去升官发财的机会,害怕失去房子车子,于是沉默成了自我保护的机制。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沉默是沉默者的通行证。

  另一些时候,人们所恐惧的,甚至不是利益上的损失或者肉体上的暴力伤害,而是精神上被自己的同类群体孤立。出于对归属感的依恋,他们通过沉默来实现温暖的“合群”。解放前为理想浴血奋战、出生入死的革命家,解放后却在屡次政–治–运–动中保持沉默、随波逐流,很难说仅仅是因为贪生怕死,更多的恐怕是因为他们害怕被革命队伍抛弃,成为一个“精神上的孤儿”。对认同感、归属感的强烈需要,大约是写在人类基因里的密码,这个密码有时候会成为勇气的源泉,有时候却让我们蒙上了自己的眼睛。

  所以,沉默的人数越多,打破沉默就越难——因为当越来越多的人卷入沉默的漩涡,从这个漩涡中挣脱出来需要的力气就越大。历史上的先知,往往命运悲惨。面对第一个站出来大喊“屋子里有大象”的人,人们往往不会顺着他的手指去看有没有一只大象,而是怒斥他为什么吵醒了自己的好觉。甚至,他们会因为那个人的勇气映照出自己的怯懦而恼羞成怒,你那么大喊大叫干什么?哗众取宠、爱出风头、不识时务,神经病。“沉默如癌细胞般分裂生长”,房间里的大象就这样在“合群”的人们的相互拥抱中越长越大。

  好在随着大象越长越大,它被戳破的可能性也随之加大——因为随着大象越来越大,掩盖这只大象所花费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并且,目击者的增多也意味着出现“叛徒”的可能性在增大。最终,孩子小声的一句嘟囔“皇帝没穿衣服”,就可能使这只充气大象迅速地瘪下去。二战之后,德国人纷纷睁开闭上的眼睛;赫鲁晓夫时代,苏联人也纷纷从对斯大林的崇拜中“醒悟”过来;文革之后,曾经打得不亦乐乎的人们回头看自己的所作所为,也会感到不可理喻。可惜,在众人眼睛的这一闭一睁之间,已经有无数人成了沉默的祭品。

  拒绝发声并不奇怪,因为发声不但需要勇气,而且意味着承担。直视沉默也就是抵抗制度性遗忘和集体性否认的压力,直视生活中不被阳光照耀的角落、被压迫者的痛苦和我们自己的软弱。人们习惯于用政治或社会的压制来为自己的沉默辩护,却往往忘记了正是自己的沉默在为这种压制添砖加瓦。我们尽可以堵上自己的耳朵或者捂上自己的嘴巴,但是当房间里有一只大象时,它随时可能抬起脚来,踩碎我们天下太平的幻觉。

  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新华社刚刚发布令国人震惊的消息:国家要实施大赦!

  这是真的,在国庆大阅兵之际!“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对2015年1月1日前正在服刑、释放后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的四类罪犯实行特赦。”

  一是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服刑罪犯。

  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参加过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外作战的服刑罪犯,但几种严重犯罪的罪犯除外。

  三是年满七十五周岁、身体严重残疾且生活不能自理的服刑罪犯。

  四是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服刑罪犯,但几种严重犯罪的罪犯除外。

  哇塞!快看看有你家亲戚熟人没!….要么老要么小,估计你家二哥不在内。。。。马赛君的朋友小兰本来还以为有周大爷、薄大爷。。

  不管怎样,马赛君都觉得有一种大赦天下的感觉。

  马赛君读史发现,古代新皇登基必下诏大赦天下,一般作奸犯科者均获释,唯违忠孝者(比如子杀父母、妾杀夫、奴杀主)不赦。有的甚至册立皇后、皇太后、皇太子时亦大赦天下。碰上那些昏君,朝政紊乱,颠三倒四,一年内甚至大赦多次。罪犯几进几出,如同儿戏,法纪为之崩塌。所以对大赦二字并不能等闲来看。后世用之谨,不为无因。

  此次大赦来得骤然,难怪国人惊诧莫名!不过,今之大赦确实符合《宪法》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第二节第八十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公布法律,任免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国务院秘书长,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发布特赦令,发布戒严令,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

  也就是说,国家主席有大赦天下的特权。

  我朝自太祖以来,共实行了7次特赦(改大赦为特赦岂一字之差):

  第一次是195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前夕,对在押的确已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州国战争犯、反革命犯和普通刑事犯实行特赦。

  第二次、第三次特赦分别于1960年、1961年实行,都是对蒋介石集团和伪满州国罪犯确有改恶从善表现的进行特赦。

  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分别于1963年、1964年、1966年实行。与前两次相比,只是在特赦对象上增加了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其他内容完全相同。

  说明一下,这几次都是刘少奇发的特赦令。

  第七次是1975年,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给予公民权。

  第7次当然不是刘少奇发的了,瞧您这话说的,这时文革还没结束哪,刘少奇已经惨死开封了,话不能说太多了。。。。

  这第八次特赦就是现在的消息,大大三年之特赦。。。

  对前七次特赦,马赛君梳理如下,快快收藏!

  新中国成立后,从1959年至1975年对经过教育改造改恶从善的犯罪分子共实施了七次特赦。1954年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大赦”和“特赦”作出规定,赦免政策的提出由此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1.1959年8月24日,毛泽东在杭州致信刘少奇:“我想到,今年国庆十年纪念,是否可以赦免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及一般正在服刑的刑事罪犯。”

  按照毛泽东的建议,1959年9月8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犯和普通刑事罪犯的建议》。12月4日首批特赦释放33人,包括杜聿明、王耀武、溥仪、宋希濂、曾扩情等人。图为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过特赦通知书。

  1959年,中央决定以后每年特赦一批战犯,1960年、1961年、1963年、1964年、1966年和1975年相继实施专门针对战犯的六次特赦,共释放战犯556名,另有90名获减刑。

  陈赓陪周恩来和部分特赦人员、原国民党将领杜聿明、王耀武等黄埔师生在北京颐和园介寿堂合影留念 。十天后,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他们,杜聿明面露愧色地对周恩来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跟着老师干革命,走到反革命道路上去了,真是有负老师的教导,对不起老师。”周恩来微微含笑,摇摇头说:“不能怪你们学生,我这个老师没有把你们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我也有一定的责任。往者已矣,来者可追嘛!

  1960年11月,周恩来与黄埔校友及其家属合影。二排右三张治中、郑洞国、陈赓、周恩来,三排右三杜聿明、右六为唐生明,右八屈武。

  获得特赦者很多都进入政协成为文史资料研究员。1964年4月,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杜聿明(左二)、宋希濂(左四)、杨伯涛(右一)和他们的夫人参观新安江水电站。

  1960年11月19日,第二批特赦战犯50人,其中包括沈醉和溥杰。图为沈醉等特赦人员合照。

  640640

  爱新觉罗·溥杰于1950年被移交到中国政府,而后被关押到抚顺劳教所改造,直至1960年获得特赦。

  同批被特赦的还有伪满少将正珠尔扎布。图为1933年11月18日,川岛芳子(左)与前夫甘珠尔扎布的弟弟正珠尔扎布(时任第十军管区参谋长)和米山莲江。

  1961年12月16日,第三批特赦人员包括国民党第九兵团中将司令官廖耀湘和伪满外交部长阮振铎等人。

  1963年4月9日第四批特赦人员包括伪蒙疆自治政府主席、伪蒙古军总司令德王,图为德王及其幕僚。

  64016401

  1963年4月9日德王(左一)被特赦现场旧照。

  1964年12月28日第五批特赦人员包括伪蒙疆自治政府副主席、伪蒙古军上将副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李守信,图为德王与李守信在东京。

  1966年3月29日第六批特赦人员包括伪满洲国第九军管区中将司令官甘珠尔扎布,图为甘珠尔扎布与川岛芳子成婚。

  1975年1月中旬,四届人大召开。2月25日,公安部向中央提交了《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2月27日,毛泽东作了长篇批示:“一个不杀”,“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图为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释放全部在押的战犯。

  1975年被特赦的人员动身前往北京。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向原国民党中将司令黄维发放特赦释放通知书。

  1975年特赦释放人员张商海(左2)、杨南邦(左3)、赵一雪(左1)三人因台湾当局不准入境未能如愿返台,当他们返回北京后,在机场受到中央统战部负责人李金德接待。

  1975年3月,作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的杜聿明(左),在北京会见被刚刚特赦释放的原国民党第12兵团中将司令黄维(中)和原国民党第13兵团中将副司令李九思(右)。

  1975年3月29日,沈醉(右二)与最后一批被特赦释放的老友畅谈。

  1975年,毛泽东的表弟文强最后一批获特赦出狱。与周恩来见面时,周恩来怪他不肯早写悔过书。。。不是重庆那个文强,重庆文强2010年已经注射死了。。。

  而且话说看到大大这次大赦,马赛君的朋友小锣第一时间也还以为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要出来,事实证明小锣太幼稚了。。。。。

  一位法学专家告诉马赛君:这次特赦,不是对所有罪犯都有特赦,它是有选择的,如果是有重大犯罪事实的罪犯肯定是不会特赦的。

  特赦要形成制度化,不能心血来潮,要法治不是人治。

  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日落时分,印、巴两国举行关闭国境仪式,双方长官一声令下,军营里就会放出两群盛装卫兵,抬头挺胸,提臀摆胯,以九死而不悔的姿势直扑边境线,然后各自站定,冲着对方开始高抬腿、猛跺脚。每当此时,围观群众的情绪就会达到高潮,开始捶胸顿足,并发出《动物世界》里才会出现的啸叫声。

  据说这个仪式一度是印、巴旅游的必选项目,引来观光客无数,不过就在3年前,这个节目被叫停了,原因是每天举脚过头的正步走表演给卫兵的身心造成了严重伤害,为此印方与巴方协议降低挑衅程度,放弃使用这种高难度的抬腿动作。

  我越想越觉得这事儿充满了辛酸的喜感。记忆中的正步走可不是这样的,1984年国庆35周年阅兵仪式是我第一次领略正步走的风采,它纪律严明飘逸挺拔,让人屏息凝神,神往不已,当女兵方队走过天安门广场前,甚至还让年少的我产生了一丝心动的感觉。

  后来看纳粹党人在纽伦堡集会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屏息凝神的感觉还在,但已与神往无关,而是一种近乎无法呼吸的压抑感。

  487x329xzheng3.jpg.pagespeed.ic.bzf72WEN88487x329xzheng3.jpg.pagespeed.ic.bzf72WEN88

  德国是正步走的发祥地,19世纪早期普鲁士军队为了炫耀军国主义的赫赫武功,发展出这一“迄今为止人类所发明的最矫揉造作却最富表现力的肢体运动形式之一”。1920年代,希特勒在纳粹党人的冲锋队中沿用了正步走,最终成为党卫军和纳粹德国国防军的步法。正因为存在这样一层历史因缘,二战胜利后,联邦德国把正步作为法西斯主义的象征而彻底废除。崇尚个体自由的英美等国则从未采用过正步走。

  看《意志的胜利》,总让我想起乔治.奥威尔的这段话:“正步走是世界上最为恐怖的景象之一,甚至比俯冲轰炸机还更令人感到恐怖。这就是一个赤裸裸的权力宣言,相当明确而刻意地存在于其中的,是靴子直冲着脸而来的景象。它的丑陋,是其存在的一部分,因为它正在宣称的就是:‘是的,我很丑,但你不敢嘲笑我。’”

  “我很丑,但你不敢嘲笑我!”奥威尔的这个观察可谓入木三分,可是光有恐吓仍然不够,墨索里尼说:“所谓法西斯主义,首先是一种美。”由此可见,权力要想赢得敬畏,除了颟顸霸道混不吝之外,还需要懂得那么一点点的美学原理。我猜想在观看纳粹冲锋队员的正步行进时,一定有人会被整齐划一、无懈可击的力量感所震慑,同时也会被其中所蕴含的庄严肃穆的美感所魅惑。

  排列五杀号公式298x251xzheng2.jpg.pagespeed.ic.SM8rX_pOh8298x251xzheng2.jpg.pagespeed.ic.SM8rX_pOh8

  事实上,我一直认为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是左还是右,他对于权力的态度是喜还是恶,很大程度上就是审美趣味的问题。

  以前我的口味就比较的重。因为历史问题,刚入北大时,我和我的小伙伴们被发排列五杀号定胆2元配到石家庄踢过整整一年的正步。记得发军装的那天,我没能抵挡住制服的诱惑,在穿衣镜前大呼小叫、搔首弄姿。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积极钻研正步走、齐步走和跑步走的动作要领,努力学习政治,争当队列标兵,每次饭前合唱革命歌曲都用尽浑身力气,对于滥竽充数的同学还心存鄙夷愤怒和不满。直到多年以后,我参加91级同学入学20年的庆典,几百人的大合照,在排队等候领导入座时,有好事者提议大合唱“团结就是力量”,我环顾四周,看到身边的每一张脸都在激情洋溢地放声高歌,只有我独自站在队伍中间,一个字都唱不出来。我明白,一定是因为我的审美趣味发生了变化。

  谁在年轻时没有爱过几个人渣?我从不认为一句“青春无悔”就可以把所有的压抑和扭曲一笔勾销。

  当美学的面纱被撕破,“我很丑,但你不敢嘲笑我!”就只剩下赤裸裸的权力在做支撑,但是如果权力本身已经不招人待见,或者压根就没有权力却依旧张牙舞爪地“不许”别人笑,整件事情就会变得有些滑稽和可笑。

  498x319xzheng.jpg.pagespeed.ic.Ne_0R7_Ove498x319xzheng.jpg.pagespeed.ic.Ne_0R7_Ove

  最近网上流传一张老照片,1936年6月13日,布洛赫姆沃斯造船厂的工人在码头集会,庆祝德国军舰的下水仪式,所有人都在向元首行纳粹礼,只有一个人双手抱胸,拒绝行礼。在放大的图片上,你甚至可以看到他脸上流露出一丝不屑的表情。此人叫做August Landmesser,他因为和一名犹太女子结婚而两次入狱,最后被当成炮灰送到前线战死在沙场上。

  1991年,德国报纸刊发了这张照片,世人把Landmesser称作勇者,因为面对令人生畏的权力,他做到了——你很丑所以我要嘲笑你!

  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1943年1月,柏林食品批发商内特林被捕。据查明,他多年来在没有食品许可证前提下,私自向高官提供管制食品,受惠者有里宾特洛甫等四名部长,以及雷德尔、勃劳希契、凯特尔、佛里克尔四名元帅。

  柏林警察局将该案报告给戈培尔,在日记中,戈培尔写道:“腐败如此严重,长此以往必然要危害战争的进程。”他决定,向希特勒报告此案。因为1942年3月 21日,希特勒刚掀起一场“廉政风暴”,提出“不管是谁,不管他的地位有多高,一定严惩不贷,绝不姑息”。1个月后,希特勒再度放出狠话,要将腐败者“从 国家机关无情地驱逐出去,不管是谁,也不管他有多大的权利”。德国人民热泪盈眶,认为这是“反对任何形式的腐败和渎职行为的不留情面的斗争动员”。

  恰在此时,纳粹“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省省级干部亚诺夫斯基腐败案东窗事发,会不会又是“打死苍蝇,放走老虎”?人们拭目以待。结果,希姆莱拍案而起,力主“对罪犯予以无情的严惩”。12月15日,亚诺夫斯基被处决。

  应该说,不论是希特勒还是纳粹党,对腐败危害的认识都是清醒的,他们当年正是靠“反腐”起的家,因不断夸大并抨击魏玛共和国的腐败,希特勒赢得选民支持。但,真上了台,人们才发现,纳粹的腐败要严重得多。

  以重要的战争工程“西墙”为例,质量差到骇人听闻的地步,到处是孔洞,无法抵御炮击,甚至碉堡内四处漏雨,可就是这样的“豆腐渣”,却被官媒吹为“前无古人的宏伟工程”,希特勒本人还赠给工程总监10万马克,以表彰他“在建设德国西线防御工事中的卓越贡献”。

  在 局外人看来,纳粹的组织高效、廉洁,这其实是天大误会,希特勒上台后,迅速解散议会,取缔反对党,剥夺司法独立权,并将所有媒体攥在手中,此外,为钳制众 口,还大量招募秘密警察。人们就算看到腐败,也不敢明说,只好私下称纳粹设置的“波兰省”为“土匪省”,称“加利西亚”为“丑闻西亚”(德语中是谐音)。

  在一个动辄被打为“卖国贼”的国度中,普通人只能用这种方式来抵抗了,但,人总要给自己留点希望,所以在抱怨一番现实的腐败后,大家都会不自觉地补上一句“幸亏元首是好的”“如果元首能看到这些就好了”。

  对希特勒在1942年的表态,百姓欣喜若狂。党卫军法官摩根高调宣称:“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政权,能够像纳粹政权这样,对所有形式的腐败展开如此彻底和坚决的斗争。”

  戈培尔以为,对于本文开头提到的这期“内特林案”,希特勒肯定会一查到底、绝不姑息。然而,他大错特错了,希特勒在“相当震惊”后,立刻告诫戈培尔“不要大惊小怪”,要维护“国家利益”。最终,只有内特林被关进监狱,并不久后上吊自杀。

  其实,希特勒的表现并不奇怪,在发表反腐宣言后不到半年,他就命令党内法庭不应当“根据正式法律的观点,而是应当遵照党的运动的政治需求”,亚诺夫斯基被枪 毙,不是因为他贪得太多了,而是因为他“不是自己人”,希特勒特别保证:这种事(枪毙贪污犯)不会在高级干部身上出现。

  不是希特 勒不想反腐,可哪个纳粹官员不腐?即使是力推反腐的戈培尔,也是个腐败分子,他先后以“租”的名义住过三套别墅,连租金都有人掏,可没多久,他又将别墅卖 掉,坦然将钱放进自己口袋。“反腐健将”希姆莱最大的爱好就是到处宣讲道德,他认为党卫军应有更高精神追求,可在东欧抢劫百姓的党卫军是国防军的2倍,而 希姆莱本人也利用集中营发了大财。

  纳粹德国是一个彻底破坏了法律、规则、文化与传统的奇葩国家,由于无法体现民意,故各级权力来源均不合法,只能靠行贿维持。表面看,希特勒大权独揽,可大家服从他,仅仅是因为他允许大家贪污,如果他厉行反腐,砸了大家的饭碗,他的位置立刻动摇。

  正是因为深明此理,希特勒本人就是最大的贪污犯,他的基金会每年收到德国富商7亿马克的献金,此外还有《我的奋斗》版税150—200万马克,以及邮政部门因发行邮票上带有他的头像而给他的5200万马克。

  有了这笔钱,希特勒可以肆意“馈赠”,以换取忠诚,每个陆军元帅每年可从他这里得到25万马克,不腐败,希特勒怎么维持局面?元帅们凭什么听他的?不仅希特勒如此,纳粹各层领导均如此,帝国是由一个个腐败的小山头、小圈子组成,腐败已成其组织原则和组织方式。

  事实证明,不改变专制主义,便不可能战胜腐败,更可怕的是,腐败不仅会毁灭一个政权,更会使人民道德堕落,一名德军士兵这样解释他为何喜欢腐败元帅戈林:“戈林是我们中的一员,(因为)他喜欢吃喝,喜欢女人,喜欢欺诈舞弊。”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希特勒始终未能建成他梦寐以求的“德意志共同体”,反而成就了一个“强盗共同体”。

  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编辑:admin
Copyright © 2002-2017 版权所有